白毓崑（1868—1912），字雅雨（又作雅余、野愚、野渔、也愚等），号铣玉，南通人，中国民主革命者。他早年投身教育，深耕史地学科，后怀着强烈的家国情怀，投身民主革命洪流，参与发动辛亥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不幸被捕遇害。鲜为人知的是，这位辛亥英烈与近代南通实业教育先驱张謇之间，有着一段跨越政见、兼具乡谊与家国情怀的交往轨迹。

白雅雨

白雅雨与张謇的交集最早见于张謇的《柳西草堂日记》。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九日（公历3月7日），张謇记载：“启行，至芦泾港，附‘瑞和’船。遇章一山、白振民、白养瑜。”此处提及的章一山（梫），时任澄衷学堂监督（即校长），在学界颇有声望；白振民（作霖）则是该校新任总教习，且为白雅雨的族侄，二人此前均与张謇有过交往，彼此熟识。

为进一步验证“白养瑜”的身份，查阅资料发现，1936年编纂的澄衷中小学《退任教职员一览》明确记载了白雅雨于1902—1907年间在澄衷学堂任教史地。结合时间线、人物关联及任职信息综合判断，可确定张謇笔下的“白养瑜”正是白雅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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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振民

此次相遇并非刻意邀约，而是白雅雨与章一山、白振民三人在前往南京途中，于“瑞和”号船上与张謇偶遇，随后四人共乘一船，也为白雅雨与张謇后续的交集埋下了伏笔。

此后，在白雅雨参与创立中国地学会、编辑《地学杂志》期间，二人又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

1909年，为“联合同志，研究本国地理，以濬新知，以济实用”，进而提高国人地学水平、实现“地学救国”之志，同在北洋女师范学堂、北洋法政学堂两校任教的白雅雨及其南洋公学同学张相文在天津发起成立中国地学会。在学会筹备阶段，张謇作为经验丰富的社会活动家与实业家，深知创办学术团体的艰难，尤其顾虑经费问题。他曾以过往案例警示张相文等人。当地学会正式成立后，张謇虽未以会员身份加入，却以实际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1911年初，他欣然接受邀请，担任中国地学会首批“名誉赞成员”。这一身份不仅为学会增添了社会影响力与公信力，更在无形之中为学会争取资源、稳定运转提供了重要助力，体现了张謇对“地学救国”理念的认同与支持。

与此同时，在白雅雨担任中国地学会编辑部部长期间，由他主持编辑的《地学杂志》，曾特意刊载张謇撰写的《复淮濬河标本兼治议》一文。该文既蕴含着深厚的地学理论基础，又结合淮河治理、河道疏浚的实际需求，提出了兼具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的见解。《地学杂志》作为地学会的核心学术刊物，选材极为严谨，刊载张謇的文章，不仅是对张謇地学研究成果的认可，更折射出二人在“以地学服务国家建设、以学术助力社会发展”理念上的高度契合，成为二人地学理念相通、救国初心共振的生动见证。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白雅雨迅速作出呼应，他积极联络各方力量，策划暴动与起义，后与王金铭等共同发动滦州新军起义，建立北方军政府并担任参谋长兼外交部长。起义失败后，他在返回天津途中不幸被俘，于1912年1月7日慷慨就义。白雅雨牺牲后，其遗体的安置与悼念活动受到各界关注。

1912年8月，直隶总督张锡銮“特派专员护送忠榇莅沪暂厝”，将白雅雨的灵柩送往上海暂时安放。因白雅雨曾就读于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且早年曾任教于南洋公学外院，与南洋公学渊源深厚，南洋公学同学会为此率先行动，于1912年2月10日召开追悼会，缅怀白雅雨的革命功绩、追忆其生平事迹。同年10月10日，正值辛亥革命一周年之际，当时的上海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由南洋公学改组而成）举行了更为隆重的白雅雨烈士追悼大会，全校师生及上海各界部分代表参会，表达对烈士的崇敬与哀思。

此后，沪上各界又两次举办悼念活动，张謇均以发起人身份积极参与，而留存于旧报中的两则活动启事，便成了珍贵的张謇佚文。一是1912年9月由张謇、黄兴、蔡元培等人联合发起的《四烈士追悼大会》启事，二是张謇与陈其美、蔡元培、黄兴、于右任等于1913年2月25日联合发起的《白先烈哀送会》启事。

张謇参与发起的两次追悼活动，以专门为护送白雅雨灵柩返回南通安葬而举办的这一次哀送会更具针对性。同时，这次哀送会的规模更为盛大，场面也更为感人：2月26日上午，上海军商政学各界哀送白雅雨灵柩回通安葬，从永锡堂到大达码头，“沿途皆有军队排列致敬，素车白马，凛凛之生气未泯，絮酒花环，赫然之英灵不朽”。如此盛况，是对英烈的最高礼赞。

由张謇题写的“白烈士雅雨之墓”石碑旧照

1914年11月，白雅雨就义日即将到来之际，南通地方各界为缅怀烈士，在其狼山墓地前立碑纪念。该碑高一米有余，形制庄重，碑身镌刻的文字承载着对烈士的永久追忆；碑阴刊刻的墓志铭，由白雅雨南洋公学时期的同窗、时任通州师范学校代理校长江谦撰文（校长为张謇），张詧正书；而碑阳最为醒目的“白烈士雅雨之墓”七个大字，则由张謇亲笔题写。张謇的题字笔力遒劲，庄重肃穆，既蕴含着对同乡烈士的深切缅怀，也彰显了他对革命精神的尊崇，让这座墓碑成为纪念白雅雨的重要载体。

《南通县图志》“列传”之白毓崑

此后，在张謇主持编纂的《南通县图志》中，白雅雨的事迹被郑重载入，为烈士留下权威的历史注脚。志书对入传人物的筛选极为严苛，须在品行、功绩、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均有卓越表现，方可得此殊荣。而《南通县图志》在卷十九“列传一”中专门收录白毓崑传，更写下“邑人葬之于狼山，欲以媲古烈士曹顶，然识与不识，莫不惜其才”的评价，道尽对这位兼具地学专长与革命胆识的英才早逝的敬仰之情与惋惜之意。

白雅雨与张謇，虽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选择了不同方向，但二人的精神内核却高度契合——无论是白雅雨“地学救国”的初心与舍生取义的气节，还是张謇“父教育而母实业”的抱负与心系桑梓的担当，本质上都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而在这段往事中所沉淀的精神力量，并未随百年时光流逝而褪色，至今依旧激励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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